爸爸在“封城”的子夜悄然离世
文 / 中新社副总编辑 夏春平
发于总第939期《中国新闻周刊》
我不记得除儿时外
什么时候像此刻这样久久地紧握过爸爸的手
2020年1月24日,妈妈和爸爸的最后一张合照——大年三十去医院拜年看望,鼓劲加油。
这是一个难熬的庚子年年头,个体的生命在这个年头显得格外脆弱。
“封城”中的武汉,冬天如此漫长,而春天又来得极其艰难。3月4日已是武汉“封城”的第 42天,深夜 11 :25,已躺在床上准备就寝的我发现手机振动,来电显示是 “ 妈妈 ”。我心里一阵 “咔哒”,不祥的预感袭上全身。妈妈近几年和妹妹一家生活在武汉,作息规律,每晚9点准时入睡,从未在深夜给我打过电话。电话中传来妈妈慌乱急促的声音:“春平啊,不好了,医院来电话了,你爸爸......”我一骨碌翻身下床,急匆匆地下楼,从我所在的中新社前方战“疫”新闻报道组驻地武昌光谷金盾大酒店赶往汉口长航医院。
车由南向北疾驰过长江二桥,“封城”中的武汉,夜静得让人听得到自己的呼吸,冷月映照下的长江,静静地流淌,如泣如诉。爸爸的音容笑貌一路在我脑海闪现......
父母45年前的照片
庚子年的春节让妈妈特别担忧,禁足居家的她在家点过无数支香,祈求长年住院治疗的爸爸能熬过这个瘟疫笼罩的冬春之交。妈妈最担心的是在武汉“封城”这个非常时期爸爸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将是雪上加霜......
这阵在武汉工作期间,我抽空去医院看过几次爸爸。每次去时,插着吸氧管的爸爸都在闭眼昏睡,浑然不知“封城”。我只能向护工刘师傅询问有关爸爸一天的生活状况。记得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看爸爸是三天前的周日傍晚,爸爸依旧像往常一样戴着吸氧管入睡,只是比以前多戴了一个口罩,这是新冠病毒肺炎肆虐的武汉居民的标配,住院的体弱老年病人即使睡觉也不敢摘下。患老年痴呆症并伴随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多年的爸爸今年90岁,已在医院病床熬过了6个年头,器官功能日渐衰减,直至这两年要靠吸氧管和鼻饲才能维持衰弱的生命。
3月5日凌晨零点15分,我和住在汉口的妹妹、妹夫先后赶到医院,远在武汉郊区的哥哥、弟弟无法赶来。妹妹告诉我,妈妈也曾执意要来,后在妹妹、妹夫的力阻之下,悲痛中的妈妈才没来极易被感染的医院。
车在医院住院部大楼门口刚停,我就仓促下车,从楼梯口一气爬上住院部7楼爸爸的病房。医生告诉我,40分钟前,爸爸停止了呼吸......两位穿白色防护服的医院太平间的抬重正用床单将爸爸裹着装进黄色尸袋,用担架抬出病房搁上专用的遗体担架车。我作为死者亲属陪着遗体担架推车乘专用电梯下楼到医院太平间。
离住院部大楼约 200 米的太平间,隐蔽在医院西南角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简陋昏暗。在推往太平间的路上,遗体担架推车碾压在路面的阵阵“咕噜咕噜”声,透着几丝沉闷、忧伤和凝重,划破了医院宁静的子夜。
医院告诉我,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规定, “封城”期间病亡死者遗体指定由汉口殡仪馆尽早火化,且其家属不得跟随灵车到殡仪馆火化现场,死者骨灰要等武汉疫情结束后再通知领取......“封城”状态下的武汉使这一切都变得那样生硬而不近人情:爸爸原本应有的尊严、体面的告别仪式无法进行,亲人对逝者行孝的心愿也被碾压。
医院太平间的值班师傅建议,爸爸的遗体当晚在放入冰棺前换上寿衣为妥。毫无准备的我,只得临时从值班师傅那买下一套价钱最贵的唐装七件套寿衣作为爸爸最后的“礼服”。
两位抬重熟练地给被病魔折磨得瘦骨嶙峋的爸爸换上夹层棉袄、深紫色的棉裤和深紫色的外袍,头戴紫色寿帽,脚穿七层黑布鞋,面部用脸盖布遮掩,最后再盖上红色盖被。
躺卧在冰棺中的爸爸安详、平静,一如他壮年时劳累一天后筋疲力尽而酣然入眠。我紧紧地握着爸爸的手,手上尚存的体温使人感到他似乎还有生命的迹象。我清晰地看见爸爸手背上满是长年注射点滴留下的乌紫色疤痕。爸爸的手柔柔的,软软的,一如幼时牵着我的那双手,依旧温暖和不舍。我不记得除儿时外,什么时候像此刻这样久久地紧握过爸爸的手。
当我几十年前从农村知青点考上武汉大学时,爸爸就是从这只手上摘下自己戴了多年的机械手表送给我,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戴上手表,从此我才精确地记忆生命时光。
我轻轻地掀起黄色脸盖布,再屏住呼吸颤抖着小心翼翼地揭起白色脸盖布。爸爸沧桑、安详、熟悉的面容深深刻入我的眼帘,他嘴上再也没有那令人憋气而又讨厌的口罩。我抚摸着爸爸尚有余温的 额头、再也不会睁开的眼睛和永远停止呼吸的鼻孔, 还有那再也听不见儿女呼唤声的耳朵、从此无法再发出病痛呻吟的嘴唇......在狭窄、阴森的太平间白炽灯光照射下,爸爸的五官显得那样的端正帅气, 俊朗儒雅,神采奕奕。
医院太平间值班师傅和两位抬重提醒我 :“已经凌晨一点多了。”我这才意识到,他们在等待我最后的告别,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盖上冰棺棺盖,插上电源冷冻。
我俯腰低头,轻轻地贴面吻着爸爸的脸颊,它是那样温暖,如婴儿般细腻、滑嫩。我不舍地抬头直腰,用白色的脸盖布重新盖上爸爸的头,再拿起黄色的脸盖布轻轻地铺在白色脸盖布上。恍惚间,我觉得那两块薄薄的轻轻的绸缎脸盖布似乎很沉很重,担心它压得爸爸“窒息”。
夜阑人静,寒风飕飕。离开医院太平间回到驻地酒店已是次日凌晨2点。是夜,无泪、无语、无眠,只有一口接一口吐出的浓浓烟雾。
(2020年3月5日凌晨于“封城”中的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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