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要从“增长模式”向“安全模式”转换

       章建民（中国主流媒体高级记者）
       中国一年一度两会已经于3月11日胜利结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将2021年经济增长目标定于6%以上。同时，他在全后的记者会说，这个6%增速，是预期性，因为中国经济总量去年已经突破了100万亿人民币，增长6%，意味就要增长6万亿的绝对值，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难度不小。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这个经济增速是综合指标，今年预期目标设定于6%以上，是考虑经济运行恢复情况，有利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推动高品质发展。经济增速、就业，物价等预期目标体现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要求，与今后目标平稳衔接，有利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疫情的原因，对于全球的经济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但中国的经济在这次疫情中展现出来的韧性和潜力是巨大的。日前中国国家统计局给出的一份数据统计真的让人振奋人心，根据初步统计，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015986亿元，成功的突破了100万亿的“天花板”，这份数据来之不易，在疫情下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真的是很难得的，按照可比价格计算，比2019年，上涨了2.3%。
       20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发展真的是“飞速”，2000年突破了10万亿、2012年成功的超过了50万亿、2014年成功突破了60万亿，206-2020年，每年的增幅都超过了10万亿，一直到2020年的100万亿。可以看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整体经济发展是很稳定的，一步一个脚印，现在美国的经济发展还在抗压阶段，中国的GDP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真的是有可能缩短的。
       细分的来看这份成绩单，2020年一季度因为疫情的影响，GDP同比下降了6.8%。但是二、三、四季度是全面上涨的，增幅分别为3.2%、4.9%、6.5%，全年的GDP增长达到了2.3%。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的经济走势呈现出“V”字形的样式，潜力是多么巨大。而且中国也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  
       我们应该会中国经济发展感自豪。一年一度两会已经结束，尽管两会上对经济发展设定了一定指标，但是我以为这样的指标不过是预期，是给一个相应的增长率。所以，我坚持认为中国经济未来考核应该转向，要以原来以“增长模式“考核”向“安全模式”考核转变。十九大以来，高层多次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应对经济、金融、网络、粮食、能源、生态、核、生物、海外利益等安全问题作出全面部署。因此，以我对未来判断，未来，还是重点放在“安全模式”上。
       自2019年中国最高层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对官员的考核指标逐步由经济增长向治理中的危机管控能力转移；而冠状病毒疫情的大暴发和气候变化等生态危机的加剧，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转变。这种转变将会给中国政治生态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时过境迁，在中国经济告别高增长、逐步迈入“新常态”的阶段以后，单纯的经济数据增长自上而下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开始强调包括危机管理在内的各种治理问题，官员的危机意识日渐强烈。
       2015年爆发罕见的股灾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强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黑天鹅”（指可能性极小但一旦爆发，会造成极大损失的风险）、“灰犀牛”（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这些较为陌生的风险管理术语，开始进入中国官员的词汇表。此后，中国金融领域里所爆发的P2P平台大规模爆雷事件、巨额债务导致的公司破产等，验证了培养金融危机意识的重要性。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美中关系日趋紧张，两国之间的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愈演愈烈，中国各级官员开始感受到国际关系领域里爆发“黑天鹅”“灰犀牛”的可能性。特朗普的贸易关税、印太战略、对访美人员的限制等，都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可想象的。

 

 

        2019年年底暴发的冠病疫情，更成为一只震惊世界的超级“黑天鹅”（也有人认为这其实属于“灰犀牛”，因为世界范围的流行病风险自2003年沙斯暴发以来，一直居高不下）。中国政府和军队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较为出色的危机管理能力，较早地控制住了疫情在国内的蔓延并恢复了经济增长。这与近些年中共领导层强调危机意识、提升官员的危机管理能力有很大关系。
       然而，须要看到的是，冠病疫情尚未消失，中国一些省份在最近一段时间重新发现了一些新病例，同时全球各国的防疫形势不容乐观，全球经济形势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谷。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近期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再次强调应对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必要性。这显然是告诫各级官员，危机尚未结束，危机管理能力仍须不断加强。
       官员考核指标变化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发展阶段和理念的变化；其实中国的发展已经从“增长模式”转变为“安全模式”了，正如电脑开机时为了防范系统错误等风险而进入安全模式一样，中国在经历高速经济增长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须要进入“安全模式”来应对多年积累下来的各种潜在风险。这些风险既包括国内风险，也包括国际风险，既有“黑天鹅”，也有“灰犀牛”，既有传统政治经济领域的风险（如金融危机、军事冲突等），也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如人口问题、流行病、气候变化）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很快进入老龄化社会，超过65岁人口占到12%以上，虽然比日本、欧洲、美国要低，但老龄化发展很快。按照专家分析，用不了一些年中国会超过美国。所以人口老龄化确实是很大的挑战。  
       在当前危机管理中，卫生防疫能力和环境治理、减排能力已成为考核各级官员的重要指标。在冠病疫情不断在中国各地死灰复燃，以及气候变化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形势下，如何管理公共卫生危机和生态气候危机，是中共各级官员所面临的长期挑战。
       全球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其实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好事，也是坏事。毕竟我们更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更需要经济全球化，而危机管理能力是比经济发展能力更难培养的能力，因为危机并不像经济发展那样常态化存在，官员在大部分时间里并不经历危机。因此，政府官员对于新的考核指标，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适应过程。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东盟评论社”，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版权事宜请联系：。